莆田元宵节的传统文化是什么？

元宵节在莆田相当热闹，锣鼓喧天，乐声悠扬，虽然莆田各地闹元宵的时间、内容、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均体现“以神为主，神民同乐”的基调。

元宵“跳火”是莆田本地很多地方的一种传统习俗，但同为“跳火”却形式不一，有的地方是跳枯草堆，有的地方是绕火跑，有的是踩木块等，这也让很多外地来的摄影家惊讶不已。

其中极具特色的就是农历正月十七正午涵江区梧塘镇松东村现场进行赤脚“踩火”的表演，俗称“跳傩火”。选年轻力壮的男性赤脚抬着社神座轿越火而过，村民用这样的方式庆祝新一年的到来，也表达祈福驱邪、家家户户兴旺发达的愿望，同时也展现了当地人勇敢、不惧苦难的精神。

游灯也是莆田元宵节期间民俗娱乐活动，始于宋代，迄今已有千年。元宵游灯的本质特征是娱神娱人，驱邪迎祥，祈求风调雨顺，国富民康；并通过游灯活动，浓郁乡亲，同娱同乐，增进团结。2008年6月，枫亭游灯习俗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莆田元宵节持续时间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为中国传统佳节之一，它是莆田最热门的佳节，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说是莆田的“狂欢节”也不为过。

早在唐代，莆田就有闹元宵的习俗。莆田元宵节，是全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元宵节，从正月初六开始至二月初二结束，以时间跨度长、活动规模大，群众参与多等特色而闻名，可谓“十里不同风，一村一习俗”。

莆田的历史文化

地名含义

因历史上莆田平原地处浅海和沼泽地带，蒲草滋生，先民铲除蒲草、排泄海水造田而得名。别名莆仙，因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莆仙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出现而得名。别名荔城，因古时盛种荔枝而得名。

又称兴化，因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置兴化军，辖莆田、仙游、兴化三县而得名。还称莆阳，因北面是众多的群山，莆仙平原位于山的南面而得名。又有“兴安”之称，因宋景炎二年（1277年）兴化军城失而复得，端宗诏兴化军为兴安州而得名。

地方语言

莆仙话流行区域除莆田市全境外（包括莆田乌丘乡：大乌丘屿、小乌丘屿等）， 还分布在广东潮州、汕 头、揭阳、汕尾、大埔县、丰顺县、海南省，湛江、雷州、茂名的电白、千年以来本来是隶属莆田县的新厝镇在1950年代割给福清等地的大部分地方。

部分分布的有：福建泉港北部、东部，永泰南边、福清西南边和原来的莆田县新厝镇东边、北边的镇的某些村、西边，广东的韶关、广西东部、南部，浙江温州南部、东部，舟山群岛、福建东部霞浦少量地方，江苏宜兴，兴化，安徽的歙县等市、县的部分地方。

莆田地区已渐渐没有了那淳朴的莆田话氛围，保护莆田话的任务严峻。 莆田乌丘村，包括大乌丘屿、小乌丘屿（下屿），原为莆田县湄洲乡乌丘村，全镇使用莆田话，乌丘屿六百多人原住民也全部保留使用莆田话。

地方习俗

莆仙民俗丰富多彩，同一个习俗在不同的区域里，就有所异样变化。例如春节元宵节，各地的活动日期不同，其项目内容、规模、形式等都存在差异性。元宵节期间，平原人举行游灯、枫亭游灯最为典型。沿海人元宵节，举行神祇出巡郊游、摆粽轿、演戏等。

莆仙各地宫观寺庙数不胜数，而各个地方的宫观所举行的神祗庙点活动地大大不同。但其功能或性质是大致相同的，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怡神祈望：平安吉祥、子孙昌盛、万事如意。民俗不光在过节上，风行的不成文的生活样式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由于受到地域文化影响与制约，民间方言或普通行为习惯，亦产生出许多颇具特色的地方习俗。

扩展资料：

莆田，福建省辖地级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横剖面呈马鞍状，地处北回归线北侧边缘，东濒海洋，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截至2018年，辖1个县、4个区，总面积42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90.0万人。

莆田市历史底蕴深厚，史称“兴化”，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称，自唐以来，涌现出2482名进士、21名状元，17名宰相。基础设施完善，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湾环绕”，湄洲湾为深水良港，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150多个；福厦铁路、向莆铁路贯穿全境，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投入使用；福厦高速、沈海复线、莆永高速、湄渝高速形成“两纵两横”格局。

同时，莆田被列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及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示范城市 。2018年10月，获得“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2018年，莆田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42.41亿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16.27亿元，增长2.4%；第二产业增加值1179.91亿元，增长8.5%；第三产业增加值946.23亿元，增长8.6%。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莆田

福建莆田独特的民风民俗

一、福建民俗的发展与演变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建历史发展在隋唐以前严重滞后于中原，并使境内不同地区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现将福建民俗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分述如下：

(一)秦汉以前：土著民俗自成体系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约四至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生活在闽南漳州一带。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福建各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如生活在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简单的语言，用石斧、石锄、石镰等工具进行粗放的农作，用石锛、石刀和蚌刀、陶网坠等工具进行渔猎和采集；有了简单的手工劳动技术，能制作出相当精巧的陶器，并具备原始的纺织技术；在葬俗上，实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为单人葬，极个别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说明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还有拔牙习俗，反映了有原始巫术。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著居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们习于水性，擅长行舟，工于纺织。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奉龟为神话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实行悬棺葬，即死后将尸体安放于船形棺木内，再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祈求死者灵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时，福建境内至少居住着7支互不相属的土著部族，古文献称之为“七闽”。春秋末，楚灭越国，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称这个时期的福建土著为“闽越”，他们喜欢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最重要的习俗是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盛行原始巫术。《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所谓“蛇种”，意谓闽越人以蛇为先祖，反映他们对蛇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闽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称蛇种”，并不讳言。他们在宫庙中画塑蛇的形象，定时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见蛇离船而去，则以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带疍民妇女，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蛇形银簪，其寓意亦为不忘始祖。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也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这实际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用以吓走水怪。如《说苑·奉使》所称：越人“劗发纹身，灿烂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越巫在秦汉时名扬天下，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宫中建越祝祠，设越巫，用越人的“鸡卜”，祈求长寿。

(二)三国至五代：汉族民俗传入福建并逐渐占主导地位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响。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闽越国，为绝后患，模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武帝的迁民政策，给福建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林湖泊之间，终因人口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福建经济文化愈加落后。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孙吴据有江东，以福建为后方基地，故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政权多次出兵福建，对山越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继而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后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孙吴政权除了在福建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还将许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时也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从此，揭开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西晋至五代，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闽越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宋元时期：保留中原古风，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生齿繁毓。据统计，宋嘉定年间(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713～742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正如诗人张守诗句所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卷6)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的说法。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是“城里人家半读书(祝穆《方舆胜览》卷10《福州》)，连山区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何乔远《闽书》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宋代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著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第13册《端隐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荣昌盛之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福建旧志书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罗源县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福建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商品意识较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四)明清时期：民风渐趋奢侈、颓废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民风趋于奢侈。在福州，据记载：“夫婚嫁侈靡，珠玉莹煌，商财贿也。博戏驰逐，樗蒲百万，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游闲公子，饰剑履妖服，怒马扬扬过里门者，为富贵容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泉州的奢侈之风更甚，耻贫夸富成为时尚，“习俗之趋尚为豪奢。”不但商贾、胥役之辈“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缟，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就是“家无担石”的贫寒之家，也“非色丝盛服不出。”“虽家非素封，亦耻居人后，”(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形成耻贫心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闽西、闽北地区，俭朴传统也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嘉靖时(1522～1565年)建阳“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乾隆时光泽“嫁女犹从厚，设宴必欲丰。少年衣装必尚华丽，城乡演剧，耗费无穷。”(清·乾隆《光泽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一些乡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习，如尤溪“平民鄙俭崇奢，以服食相矜。”(清·乾隆《尤溪县志》卷3《风俗》)同时，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倭寇侵扰，赋役繁苛，大量自耕农破产，其中一部分人无所事事，民间赌风、争讼盛行。《南安县志》载：“嘉靖被寇以后，一切失业细民，率趋赌博、椎剽、嚣讼之计，以幸旦夕。”《同安县志》亦称：“赌风盛行，匪自今日；赌弊最甚，莫如头家。”(转引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类似记载，在旧方志中随处可见，带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国时期：新旧民俗并存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厦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资本涌入福建，逐渐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的农民沦为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弃农为商，做小本生意，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的嬗变。中西文化发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出现许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体，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还有教会办的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先后在各地出现。与此同时，厦门、泉州、福州等城市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陋习，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城镇中的传统民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国时，欧化民俗还波及乡村，《长汀县志》载：“盖邑人渐染欧化，踵事增华，奇技淫巧之事，声色货利之食习，骎骎乎遍及各乡，尤以城市为最。”(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

这一时期，民间服饰、器用、交际、婚俗变化较大。在服饰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发垂辫。辛亥革命前后，男子有剪辫之举，城里人学西方剪短发。女子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剪发者渐渐增多。官员在清代着官服，有钱人家长袍马褂，出门以坐骑、轿子代步。辛亥革命后，官员着中山装、长袍，出门或以轿车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装革履，使用怀表、座钟、留声机等洋货，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来品也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在礼仪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见到达官贵人要下跪作揖，毕恭毕敬，官场更有各种繁文缛节。辛亥革命后，提倡平等，废除封建官场仪节，见面行握手、抱拳或举手礼；在婚姻礼俗方面，少部分人冲破封建旧俗，自由恋爱，婚礼也不似往昔之铺张；在教育方面，新型学校增多，还建立了女子学校。许多华侨热心家乡的办学、建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些民间陋习如停柩不殡、溺婴、弃婴、缠足、童养媳、迎神赛会等被明令禁止，虽然其中有的习尚因令行不止而远未消除，但已大有减少。在广大农村，传统岁时节庆、生产习俗、民间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动仍无多大改变。但总的趋势是封建性减弱，现代性增强，新旧民俗并存，传统民俗仍居主导地位。

(六)1949年以来：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的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福建民俗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福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破除陈规陋习，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在人际关系上，根本改变旧社会穷人与富人、下级与上级的等级尊卑关系，确立平等、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大家以“同志”互称，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除了旧时的官僚腐败作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踊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蔚然成风。在生产习俗上，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旧时的求神治病、祷告祈雨等愚昧落后习俗基本上被破除。在生活习俗上，城镇居民多着列宁装、中山装，农民穿本地装，尚青、蓝色；出门旅行乘坐汽车、火车、轮船，旧时的坐轿、骑马现象明显减少，以至消失；生病求医成为城乡大多数人的共识，旧时“信巫不信医”的陋习基本破除，人民政府花大气力彻底杜绝吸食鸦片、卖淫嫖娼、缠足等丑恶现象。在婚姻礼俗上，各级政府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婚事新办，逐渐蔚然成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婚事大操大办，受到抵制和舆论批评；法律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流行数千年的童婚、溺婴、纳妾等行为被明令禁止。在丧俗上，禁止停柩不葬，鼓励丧事从简。农村虽沿袭土葬，但风水堪舆、建醮普度亡魂之俗逐渐淡化。福州、厦门、漳州等城市推行殡葬改革，倡导火葬，取得成效。在岁时节庆上，仍保留传统节日，其内容已赋予新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彩。除表演舞龙、舞狮、演戏等传统节目外，还有看电影，举行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铺张浪费、祭祀鬼神等旧俗逐渐淡化。遇公历元旦、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等欢庆节日，城乡一般要组织报告会、文艺演出、球类比赛、游园或参观等活动，气氛热烈而富有意义；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加强无神论教育，用科学知识破除鬼神迷信，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民间迷信活动大为减少。
这个时期，福建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对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工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本省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民族采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习也逐渐革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民俗现象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四旧”，用行政或暴力手段予以破除，许多正常的民俗活动遭到批判和禁止，福建民俗被严重扭曲。传统节日除春节外，多被禁革，过春节也要“革命化”，除夕吃“忆苦思甜饭”，大年初一不准舞龙、舞狮，不准演唱传统戏剧；人们服饰单一，传统的旗袍等服装均被禁止。各地庙宇大多被摧毁或封闭，或改为仓库、学校，菩萨、神像均被捣毁，甚至许多文物、艺术品也被作为“四旧”加以破坏、烧毁，等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福建一些传统民俗得到恢复，同时形成一些新风尚。在生产方面，自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民自觉学习新技术，普遍使用农药、化肥、农膜、农机具和优良品种，改变过去那种单一的生产结构，实行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商品经济，出现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种养专业户。乡镇企业兴起，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村的经济结构，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民的生活；在生活习俗方面，逐渐改变服饰单一的状况，款式、花样千姿百态，青年人更加讲究穿着打扮，美容店在城镇随处可见。饮食追求多样化，风味小吃得到恢复，软饮料和西式食品进入寻常百姓家。逐渐富裕起来的城乡居民讲究住房舒适、宽敞，城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乡村也建起水泥楼房。家用电器在城镇已经普及，在广大农村也渐渐多起来，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婚姻和生育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只生一个好”、“男女都一样”等新观念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计划生育成为新风尚。城市基本上废除土葬，普遍推行火葬，葬俗也日趋简朴。传统节日得到恢复，节庆活动的内容愈加丰富多彩，有些节日还举办商品展览会、物资交流会、经贸洽谈会，卡拉OK、舞会、电话拜年、喜庆电报、馈赠鲜花等新时尚渗透到传统节日中；在宗教信仰方面，信仰自由的政策重新得到确认，被破坏或禁废的寺庙迅速恢复开放，修葺一新，宗教活动逐渐纳入正常轨道。与此同时，封建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在个别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曾被破除的陈规陋习诸如婚丧喜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浪费、变相买卖婚姻等在一些地方有所抬头。总之，陈规陋习的彻底破除，社会主义新风尚的真正形成，尚待时日。

二、福建民俗特征

民俗的形成一方面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生活的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以及自然条件相适应，总之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民俗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并以传统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此外，民俗还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福建民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又是在福建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在丰富多彩的福建民俗事象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特征有：

(一)多源性

福建民俗的构成是多源的，主要有四个来源：

1.秦汉以前的原始土著民俗。福建原始土著居民在秦汉之前有着自成体系的民俗，秦汉以后，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唐朝人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前期闽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清·康熙《漳州府志》卷29《艺文》)闽越族的部分习俗成为历史遗迹，还有部分民俗却沉淀传承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福建其它民俗。
2.汉族民俗。汉代以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带来了汉族的民俗，并逐渐成为福建民俗的主体。志称：五代时，闽北多为江北避乱之民，所以“备五方之俗”(《八闽通志》卷3《地理》)，闽西也“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陈一新《赡学田碑》转引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志》)福建民俗中无论是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还是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以及民间信仰和崇拜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民俗一脉相承。

3.少数民族习俗。福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畲族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习俗是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在福建民俗中。

4.外国民俗。宋元时期，泉州为世界著名港口，对外贸易繁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泉州，府志载：“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赀累巨万，列居郡城。”(清·光绪《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番学”，信仰伊斯兰教，保留本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些外来民族虽然后来基本上与汉族融合，但一些特殊习俗却保留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一部分。元代、明代和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欧洲的一些民俗也传入福建。特别是近代以来，福建民俗受外国民俗的影响日益明显。

(二)融合性

福建民俗的融合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1.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汉族民俗固然为福建民俗的主体，但福建汉族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自成体系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这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福建沿海地区，妇女参加生产、从事重体力劳动相当普遍。《闽书》载：“福州……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女作多于男。女人能轿，取女轿三十户以应内宫之役。”(《闽书》卷38《风俗》)晋江的“妇女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百工技艺，敏而善仿。”(清·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闽越族的部分后裔疍民及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并把它们与本民族的习俗融合起来。

2.不同地区汉民俗的融合。中原汉人迁徙福建，前后持续千余年，他们以中州移民为主，还有不少是来自其它地区的汉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在具体习俗上还是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别很大，相继进入福建后，汉族民俗也逐渐融为一体。

3.中外民俗的融合。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港，“民夷杂处”，“市廛杂四方之俗。”(《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泉州汉民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加以融合。以宗教信仰为例，宋元时期流传于泉州地区的，除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其他民间信仰外，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信徒。各种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平相处，互相交融渗透。

(三)区域性

福建汉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原地区，由于他们入闽的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致所带来的中原汉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入闽后，又因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等原因，逐渐形成许多不能相互通话的方言区。连城、清流、大田等山区县，竟然没有本县通用的方言，甚至相邻的乡村不能进行语言交流。福建方言以纷繁复杂著称于世，在中国八大方言中，除了湘方言外，其它七大方言均有在福建的不同地区流行。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区而存在着差异。以民间信仰为例。临水夫人和五帝的信仰主要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方言区内流行，妈祖的信仰中心在兴化方言区，王爷、保生大帝的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南方言区，扣冰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北方言区，定光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客方言区，等等。
在同一方言区内，不同府、县的民间信仰又有所差异。以闽南方言区为例：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辅顺将军马仁、辅胜将军李伯瑶、辅义将军倪圣芳、辅仁将军沈毅的宫庙在漳州府属各县较多，广泽尊王信仰以泉州、南安最盛，清水祖师在安溪、永春、德化影响较大，青山公在惠安县拥有最多的信徒。其它方言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各府、州、县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在同一县内，每个铺、境、村落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灵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福主、土主、社神等。以泉州为例，旧时泉州城分为36铺94境，铺有铺主，境有境神，共有大小神庙130多座，奉祀着100多尊神灵。境主神的神庙由居住在该境的百姓捐资合建，各种宗教活动也由该境的百姓参加，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四)可塑性

民俗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其一般的内容与形式，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具有无形的约束力，即所谓“约定俗成”。但在具体的民俗活动中，在操作上并非整齐划一的，有着一定的可塑性，一般可繁可简，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可能进行取舍选择。福建民俗繁简程度的差别相当大，一般说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种仪礼比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繁缛，达官贵人、富豪之家比贫穷之家讲究排场。以婚丧喜庆为例：自唐至清，“六礼”作为基本的婚姻礼俗普遍为百姓所接受，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差别很大，达官贵人、富豪之家严格遵循“六礼”，仪礼繁琐。而平民百姓则不那么严格，往往将纳采和问名合而为一，将纳征和请期合而为一，同时简化迎亲礼节。贫穷之家的婚礼则更加简化，甚至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福建绝大多数地方盛行厚葬之俗，闽南地区更甚，俚语有“生在苏杭，死在闽南”之说。但闽南地区的不同市县，或同一市县的不同乡村、同一乡村的不同人家，丧葬礼俗的繁简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又如寿诞，富贵之家除了大摆宴席，祝寿请客外，还要演戏助兴。而寻常百姓之家无力大操大办，贫穷之家更不敢奢望举行寿诞之礼，能煮碗寿面招待客人就算不错了，不少人甚至终生没做过一次寿诞。类似的情况在福建的民俗中普

莆田春节的十大风俗有哪些

过年

一、扫巡 兴化话把大扫除叫“扫巡”。这是个良好的卫生传统。俗语说：“千补万补，洗净见先祖”、“扫巡四面光，洗净见祖公”。扫巡日一般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十日至二十日户都选个“双日”中的大晴天(“双日”是莆仙群众的吉利数码)，把家里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户外，先洗净让太阳曝晒，一求干，二消毒。然后室内再“扫巡”。

二、祭灶公.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祭灶”，就是送灶公上天。祭拜时烧一纸线，送灶公上天是祈求玉皇赐福，丰衣足食。f2N*_ Jl~U
三、二十五日头
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是莆仙习俗公定的大日子，俗称“二十五日头”。这一天，一般是大晴天，相传为“天官赐福”的日子。这一天，也是发善心积德的日子。凡种种原因向神许愿的金钱、谷物，都要主动送到城隍庙(或村里宫庙)，由经办人化为施舍给穷人、乞丐。这一天必须做好事，如债务未清者，也不能讨债。
四、做年糕
十二月二十六日起，户户做豆腐，买年货，尤以做年糕最为繁忙。

莆仙过年还准备其他年货，如做豆腐。80年代后，在小康之家，时令佳肴逐渐取代传统的年糕、食品。
五、辞岁
“除夕”前一天，俗称“小除”，户户放鞭炮，贴新春联。当晚，家家户户堂上点花烛，叠红橘果如塔状，上插“三春”纸花，供“隔年饭”于灶头，备办丰厚祭礼和“贡银”，祭祀天地神，名为“辞年”。t!N.qb e9]6H
除夕俗称：“做岁”，除夕夜叫“三十暝”。逢小月叫“廿九暝”，全家同桌饮宴称为“围炉”，宴席菜一般备10碗，鱼不切尾，螃蟹要10脚全。饮宴结束，大放鞭炮，长辈要给儿童分压岁钱，一般通宵不睡，俗称“守岁”。
80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成年的晚辈往往给年迈的长辈奉献压岁钱。以表孝道。
过年时，莆田民间每有做“红团”和“番薯起”的习俗，一以孝敬祖先，二为时令口福，三取一家人红红火火、大吉利、大平安、大团圆之意。
“红团”皮的制作是有一番技巧的。把糯米浸水后，捞起沥干，用手工舂成米的粉末（俗叫“米祭”），一筛再筛，取其最细的粉末，晾干备用。用时，加入适量的开水和“食物红”一起揉匀成粉红色的团皮，搓成圆长条，再以手摘成等量的一块块的团皮块。
“红团”的馅大都是甜的，也有咸的。甜的加红糖就行；咸的则须加入葱花、香菇丝和捣碎的炒花生米等调味品，别有乡土风味。“红团” 的馅分三类：一是以绿豆为馅（绿豆去砂和杂质，洗净去壳）。俗叫“绿豆馅”；一是以糯米为馅，俗叫“糯米馅”；一是以番薯干粉为馅，因为从前山区和沿海地带，少产稻米，全年主粮就是“番薯”、“番薯干”。“做岁”时做“番薯干馅”的团，倒是不忘苦日子的朴素民风。
做“红团”时，家庭主妇要巧为分工。擀团皮的要厚、薄适度，不能太厚、太薄；捏团馅的要大小（粒）均匀，不能太大或太小，两者要适当配合。否则，团皮包着馅后，用“红团印”一打印，有时会被压破，有时则个子太小，不美观。做“红团”时，主妇边示范、边指导妇孺擀团皮、捏团馅、打印、衬“奎叶”（学名“蓑荷”），剪去多余的边角，整整齐齐地入炊具，扣紧炊盖，约蒸25分钟后出炊，就可以食了。
“红团”所用的木印，俗叫“红团印”。它是一种精巧的手工工艺品。印模中刻有“富”、“贵”、“寿”、“喜”等字样，四周还刻有花鸟图案，连结 “番薯起”是以“番薯”为主料，先把鲜“番薯”削皮、洗净、切块、蒸熟后捡去薯筋、硬粒、剁成纯柔的“番薯泥”，放入瓷缸内，加入“米祭”和酵面，发酵后再以适量白糖（或红糖）及碱拌和，然后细心打印，在其上面点红，上蒸笼蒸熟后即成食品。“点红”的红，同样寓一家人红红火火，“起”（方言），有发达、兴旺之意。“番薯起”的特点是地瓜味浓，软香可口，是时令、经济的农家食物。
“红团”和“番薯起”是莆田人家“过年”时的独特美食文化。

初四过大年,做大岁 (仙游地区是初五)

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侵犯福建，占领宁德横屿、福清牛田和莆田林墩等地，建立据点，四出烧杀掠抢。兴化府城（今莆田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的半夜时分被倭寇攻陷，并被占据达两个月之久。兴化城内被焚毁殆尽，死亡3万余人。当时，莆田男女老少奋起反抗，被倭寇割舌断胫，或火焚、钉死，惨不忍睹，倭贼灭绝人性的暴行震惊海内外。次年正月廿五日，由于城内死尸腥臭不可居，倭寇只得暂退平海，直到抗倭英雄戚继光兵到，兴化城得以光复。这时，逃亡山区的老百姓，才纷纷于二月初二返回家里。大家一方面掩埋亲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收拾破碎家园。这时，年节已过，人们只得在二月初二那天互相探望之后，于二月初四重新做岁。
后来，为纪念莆田这一段悲惨的日子，莆田民间和以往一样，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夜“做岁”，时间拖得太长。于是，莆田民间约定将农历二月初四“做岁”，改为正月初四“做岁”（围炉），因农历二月农事正忙，若在二月初二才“做岁”并将年三十晚上改为“做小岁”，正月初四晚上称为“做大岁”。同时将二月初二日约定为正月初二日，作为探望亲友伤亡的不祥日子，俗称探亡日。至今莆田人每年这一天，都不互串门拜年或走亲访友。
同是莆田市的仙游县岁时风俗，与莆田市区（原莆田县）又不相同。莆田是正月初四“做大岁”，而仙游县却是正月初五“做大岁”。这是因为那年倭寇攻陷莆田城后，次年冬大举进犯仙游县境，到处杀掠。仙游城内百姓四处逃生，流离失所，无法团聚过年，直至戚继光兵到，倭寇溃逃，百姓才得以重聚团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起，仙游民间便俗定正月初五日，吴宅人吴廷珠（兴化府监军）在抗倭中战死，乡里人为纪念他，定正月初五为悼为日，所以吴宅人有正月初五不“做大岁”的风俗。莆仙地区正月初四和初五日“做大岁”的风俗一直沿袭迄今。

春节
春节，是习俗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莆仙一带把正月的初一至初五日称为“五日岁”初一早晨，开门放鞭炮，各家拜神明祖先，祀以线面、烛、炮，礼毕，全家共吃线面，每人一碗，寓祝全家长寿。初二不相往来，不相串门拜年，只有初一日来过者不忌。初三日，各户进行“迎年”，所谓“迎年”，是上年年底有“送年”之例的回应。初四日，在继续“迎年”中，沿有“为菩萨乞草”的习俗：由儿童捧神像，在车鼓队簇拥下，按户募取木柴。下午则有“娘妈请花”，希望能庇其早生贵子。黄昏垒柴木于社庙前，举火燃烧，各户进行接神祀，待柴火烧透，众用长钳争夹未烬之柴速返家中，日“夹火母”希望财如火发。

神诞春酒
正月初九日，相传是“玉皇至尊”神诞，各户于初八日夜半，点烛烧香，向天空顶礼，祷祝全年吉利。初九日，莆田各地信男、信女成群结队至壶公山凌云殿祀玉皇或到莆成以西的石室岩玉皇殿进香，这两处于当日都雇演莆仙戏，非常热闹。据说新婚夫妇正月初九走玉皇路可以生男丁.

初十日，官绅互相邀饮，号“传座酒”。这原是长安旧俗，莆俗改称“春酒”，在举行前一、二天，官绅用帖书写要请者的姓名，派人挨户签知，到时大开筵席，地位高的一天须赴多席。请“春酒”是官绅在新年中一件必不可少的事。劳动人民没有这套俗例，只在走亲戚时带着小孩，互相邀请吃些茶饼糖果或其他小点心而已。

元宵 元宵从正月初六起为至廿日为“元宵”。每个村落日子不同,以正月十五日这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为元宵正日，俗称“元宵心”。
元宵节在莆仙相当热闹，虽然莆仙各地闹元宵的时间、内容、形式不完全一致，但均体现“以神为主，神民同乐”的基调，农村尤为突出。各村(过去叫“境”)各宗簇围绕各自的村社闹元宵，为期一般3天，有的还联合闹元宵。农村中庆祝元宵，普遍演戏酬神，并在“行傩”之外，穿插放焰火。 庆祝元宵，各里社已婚男子都要按年轮流担任“福首”，负责是年向社神烧香、清扫、祭祀、收藏社神袍服、祭器等，元宵时捧社炉随神座绕境，让各户进香

元宵彩架在庆祝元宵中，各地还流行各种习俗，各里社在前一年结婚和生育男孩的人家，每户须于元宵夜向神献礼，或燃点巨烛1对，称为“喜烛”，较特殊的习俗，前一年新婚的妇女，在元宵夜都盛装打扮，排坐在各自里社的庙前，让人们晤识新妇风姿。
农历二月初二日是“中和节”。这一天俗称“头牙”。各户祭神祭祖先。商家备办酒席，邀店员做“头牙”。乡村里社凡在正月因大雨等原因未举行元宵活动的，多在这一天补办，俗称“二月二”。
仙游农村把“二月二”称为“头福”。

此外~~还有一些通用的：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 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 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年糕的口味因地而异。北京人喜食江米或黄米制成的红枣年糕、百果年糕和白年糕。河北人则喜欢在年糕中加入大枣、小红豆及绿豆等一起蒸食。山西北部在内蒙古等地，过年时习惯吃黄米粉油炸年糕，有的还包上豆沙、枣泥等馅，山东人则用黄米、红枣蒸年糕。北方的年糕以甜为主，或蒸或炸，也有人干脆沾糖吃。南方的年糕则甜咸兼具，例如苏州及宁波的年糕，以粳米制作，味道清淡。除了蒸、炸以外，还可以切片炒食或是煮汤。甜味的年糕以糯米粉加白糖、猪油、玫瑰、桂花、薄荷、素蓉等配料，做工精细，可以直接蒸食或是沾上蛋清油炸。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莆田是什么文化的发祥地？

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景色秀丽，历史悠久，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主要景点有湄洲岛、九鲤湖、麦斜岩、菜溪岩、广化寺、三清殿、木兰陂、宁海桥、古谯楼、夹祭草堂、仙游东门石坊、文庙、东岩山、东圳水库、梅峰寺、南少林、石室岩、紫宵岩等。

湄洲岛：位于湄洲湾湾口的北半部，是一个南北长9.6km、东西宽约1.3km的海岛，因处海陆之间，形如眉宇，故称湄州。全岛林木蓊郁，港湾众多，岸线曲折，沙滩连绵，风景秀丽。环岛优质沙滩长达20km，建有海滨浴场，是理想的度假胜地。岛上妈祖庙更是闻名海内外，妈祖林默（见图8-13）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宋代湄州女子，以其博爱的胸怀、善良的美德和宝贵的生命，塑造了中华儿女追求真善美的纯真形象。每年上岛朝拜的海内外妈祖信徒超过百万人次。

妈祖林默